应约瑟夫的要求，祁镜顺利应聘进了福斯特实验室，接下去就是找到必要的证据，然后捅破这层窗户纸。

其实对于这起学术不端，所谓的必要证据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之一就是主人公波茨·康德造假的证据，而另一部分证据则是对杜克大学而言的。

这个女人能在生物医学领域逍遥那么久，培养人才的杜克大学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波茨·康德一直是学校内颇被看好的学术之星，自2002年起至今的10年时间里，包括02-05期间还未毕业的那三年，她在福斯特实验室里累计出版了30多篇著作，其中不乏刊登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权威论著”。

这些论著得到了不少反馈。

有些人因为实验数据足够完美，结果看上去又这么真实，对它们趋之若鹜。还有些人也是因为实验数据足够完美，而对它们提出了质疑。在这种誉谤参半的情况下，她的大量实验数据又无法被再次验证，以至于近半的著作都被学术期刊“表示关切”甚至直接撤稿。（1）

而在约瑟夫的后续调查中能发现，康德的这些著作里已经有11篇需要被通篇撤稿，2篇被部分撤稿，还有2篇亟须修正。

在整整9年多的时间里，撤稿著作篇数近半，要说杜克大学全然不知，那就是在骗傻子。

一个全世界顶尖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名下那么多硕博生和教授，肯定会设有科研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管的就是科研的各项事务，包括申请经费，审核经费使用情况，接受各个期刊的反馈等等。

撤稿只是文章的简单消失，并不会特地开通告知会所有人。所以康德的撤稿率如此之高，很多人都不知道，但管理自己大学科研事宜的科研管理办公室应该知道。

遇到撤稿率如此之高的教授，竟然一拖那么多年都不采取措施，依然为她申请经费，其中有什么猫腻也就不用祁镜多说了。

稍稍在学术界多了解一下情况就能发现，这并非杜克大学首次出现如此夸张的学术不端事件。

6年前，也是癌症研究专家的安尼·波蒂就因虚假报告称“能利用基因预测病人对化疗的反应”而遭到质疑。现如今6年过去了，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也还在为这一事件作进一步的论证。

波蒂在至少9篇研究论文中使用了虚假的研究数据，此外还更改过病人不良反应的数据，使指标看上去更加精确。

这一事件在爆发前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诸多参与波蒂试验的临床病患起诉了杜克大学。更要命的是，因为波蒂的研究在生物标记指导癌症治疗领域是基础性的，丑闻直接导致大量相关项目受到了影响。

对杜克大学来说，现在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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