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镜从进校园开始，就认定了杜克大学内部对康德的事儿知情。康德造假的证据不难拿，只要向科研诚信办公室提出申请，他们自然会去验证。现在更需要他侧重的其实是大学包庇康德的证据，也就是康德和大学之间的利益链。

数千万的研究经费，绝不可能让康德一个人独吞。

祁镜不是约瑟夫那样的小角色，叫之即来，呼之即去，东窗事发后还能被随便踢走。只要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就会把事儿搬到明面上，想办法让杜克大学有必须调查康德的理由。

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儿就和他当初对付斯蒂夫以及所在的北卡大学一样，尽快熟悉当下的实验环境和内容。一方面找到实验造假的证据，另一方面就是联系那些曾经证伪的研究员，让他们站出来帮自己作证。

前者需要时间，而后者在祁镜去杜克大学的路上就已经物色好了人选。

对方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肺病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曾经多次怀疑康德的学术成果涉嫌伪造，至今还在网上还能看到他驳斥的好几篇文章。

但出于医者和研究者该有的善意和科学观，他在文中所用的措辞不够坚定和严厉，也没有挑明直说康德涉嫌了学术造假，整篇内容只是表达了自己对于结果数据的怀疑。

没有激烈的对抗，就会让人有一种天下依然太平的错觉，也就导致了他的文章反响平平。

其实这不是驳斥文章的问题，它们只是少了根导火索罢了。

实验室的技术员工作并没有具体的上下班时间，只要每天做够固定的工时，并且完成布置的工作，完全可以自己做安排和调整。再加上康德手里的实验一多半是花架子，祁镜很容易就找了个工作间隙，又找了个清静的地方，给这位身在巴尔的摩的教授去了个电话。

“是坎普教授么？我是之前用电子邮件联系过您的佩罗医生。”

“哦哦，是你啊。”坎普轻轻咳嗽了两声，对“佩罗”这个名字有很深的印象，“你拿到康德的证据了？”

“我刚进她所在的实验室，如果您之前驳斥的那些观点都正确的话，证据方面肯定不是问题。”祁镜脑海里又想起了自己接手的那几个实验，笑着说道，“我其实是想问问之前您提过的一件事儿。”

“你要问什么？”坎普耳边全是叽叽喳喳的噪音，“我这儿太吵了，你再大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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