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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那年他学会了算牌

一九九五年，腊月二十二。

旺角上海街四百二十七号，三楼，“和连胜”麻雀馆。

后楼梯拐角有间堆放杂物的板间房，五尺宽，七尺长，窗户用牛皮胶纸封死了三块。男孩蜷在发霉的榻榻米上，数着手心里三枚硬币。

一枚是母亲出殡那天，楼下卖鱼蛋的潮州财叔偷偷塞给他的。一枚是他在麻雀馆门口地上捡的，踩上去差点摔倒，上面的英女王头像已经磨得快看不清。最后一枚是母亲留下的，她在广华医院病床上攥了很多天，临走都没舍得花出去。

今天是他十二岁生日。

楼下忽然安静了。

那种安静跟平常不一样。麻雀馆永远有人骂脏话，有人摔牌，有人把十三幺搓得震天响。但这种安静是突然间所有人都没了声音，连呼吸都压到最低。

这种安静他经历过三次。

第一次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出千被人当场揪住，拖到后巷，砍了两根手指。第二次是个从内地来的闯将，赢了钱不肯走，后来被人抬出去的时候，脸白得像纸。第三次是警方反黑组上来踩场，没抓到人，把看场的“大口强”打了一顿。

他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趴到地板边，顺着那条松脱的木板缝往下看。

麻雀馆中间那张最漂亮的酸枝木大桌，平时只有大老板或者赌外围的庄家才有资格坐，今天却坐了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人。

那人很瘦，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但腰板挺得很直。他面前堆着一小堆筹码——不是零钱，是一千元面值的大钞，还有两条红色塑料签，那是可以去柜台换五万港币大钞的信物。

大桌对面坐着三个人。

左边是麻雀馆的老板贵叔，手指捏着两张牌九，指节发白。他在旺角道混饭吃混了二十年，从来都是自己坐庄，今天却下了桌，站在对面看。

中间是个黑脸的大块头，男孩认得，是砵兰街开当铺的“孙扒皮”，专门坑穷人的救命钱，转手卖几倍价钱。他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往下淌，滴在酸枝木桌面上。

右边那个人男孩不认识，穿着一件牛仔夹克，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条青龙纹身。他一直舔嘴唇，舔一下，咽一口唾沫。

牌九摊在桌上。

灰长衫的人赢了。

贵叔盯着那堆筹码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声，从旁边端了一杯茶过来，搁在那人手边：“这位朋友，手气这么好，喝杯茶休息一下。”

那人没有碰茶杯。

他把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一下，两下，三下，停一拍，又两下。

男孩后背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

是摩斯密码。

母亲教过他。她以前在水塘街电报局做过接线员，说这辈子就靠这行吃饭，一定要让儿子也会。她拿着筷子敲碗边，敲床板，敲墙，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后来她咳得敲不动了，就让儿子敲给她听。

那个人的手指还在敲。

“东三，西五，南二，北八。”

男孩盯着他的手指，又看向他面前的牌。牌九盖着，看不见点数。但他记得刚才洗牌的时候，孙扒皮左手小指头动了一下，往袖口里缩——那叫“偷鸡”，是出千。

可这个人怎么知道牌在哪里？

贵叔站着没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这位朋友，天色不早了，要不然……”

那人终于抬起眼皮，看了贵叔一眼。

就一眼。

贵叔下半句话卡在喉咙里，没能说出来。

“再开一局。”那人说。声音不高，平淡得好像在说今晚吃叉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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